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公益性，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和领域。针对环境污染治理，传统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建立在执法主体与执法对象二元对抗关系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对企业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制裁和威慑，以此来预防、化解、矫正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但由于环境污染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观性和复杂性，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着实施成本较大、制约技术创新等缺陷，甚至在个别地方催生了数据造假和政企合谋，亟须探索新的环境治理模式，如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

　　　　激励型环境治理强调市场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通过财政、税收、排污权交易、押金制度以及延伸生产者责任的方式，发挥环保市场中的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供求规律来激励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引导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其特点是以企业为主体，强调经济激励、事前预防、内生动力，具有成本较低、效果持久和激励创新等优点。

　　　　树立激励型环境治理的理念。激励型环境治理的目标是将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环保法律责任转化为企业的行为自觉，如针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实现将企业污染环境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此使企业正视自己的行为。同时，为了激励企业持续提高环保绩效产出，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对环保绩效高的企业给予经济激励，激发企业自觉提升环保绩效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以此来节约环境污染治理面临的巨大信息成本、契约成本、实施成本和监督成本等。所以，树立激励型环境治理的理念，应尊重市场规律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机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规范和激励企业的环保决策及环保自律行为。

　　　　探索激励型环境治理的工具。基于市场信息、价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功能，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种。其一，税费补贴支持。对企业的污染行为征收环境保护税或排污费，将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内化为生产成本；引进环境金融、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激励、引导和促进企业的决策行为。其二，排污权交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排污权交易，建立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市场交易机制，促使企业不断创新环境治理技术，减少污染排放，激励企业自觉履行环保法律法规。其三，延伸生产者责任。将环境治理责任延伸至生产环节，如企业对自己的产品有回收的责任，或者是通过环境押金、鼓励金、环境信用体系等制度，激励企业从源头上防控环境污染。延伸生产者责任具有从源头防控环境污染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领域，生产者责任制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创新激励型环境治理的机制。其一，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制约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因此，必须完善政府、企业的信息公开机制，降低政府、环保组织、公众参与监督的信息成本，倒逼和激励企业遵守环保法规。当前，应完善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机制，推动生态环境部门、水务部门、农业部门、建设部门等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公开，强化对企业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健全公众对企业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参与机制，尤其应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拓展公众参与、监督企业、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平台、方式和机制。其二，完善环保信用奖惩机制。建立环保主体失信信息记录、信息强制性披露以及信用评价制度，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曝光和惩罚，通过舆论引导、道德谴责、法律制裁强化感染力、威慑力和震撼力，建立健全守信者激励、失信者惩戒机制。此外，在市场准入、资质认定、行政审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实施环境信用分类（分级）和动态管理，建立环境信用黑名单制度，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环境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其三，加强环保行业自律机制建设。激励型环境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机制，这就需要培育门类齐全、层次分明、功能互补、体系完整的环保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环保行业组织的自治、自律和引导作用。

　　　　完善激励型环境治理模式。其一，健全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快环境治理立法，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证制度，改革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污染排放标准、排污收费等管理制度。其二，完善环境治理的市场制度。探索环境金融制度，推广绿色信贷，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在环保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其三，优化环境治理的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环保组织注册、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生态环境监管“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拓展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环境治理，向社会主体开放部分环境监测项目，促进环境治理领域中多元互动与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