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林 文传浩

　　　　过去几十年，在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规划失位、监管缺失等，产生了一系列发展遗留问题，如各类污染物泄漏事件及诸多现实及潜在的水、土、大气生态环境污染等。其中，化工产业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最为严重。江苏盐城响水“3.21”爆炸事故等工业生产事故不仅给国民经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对生态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尤其是当前，在我国深入推进产业有序转移和转型升级的政策影响下，包括七省四区一市（内蒙古、广西壮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西部地区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里均有化工产业。在享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政策红利下，相较于东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敏感性且重要性更为突出的西部地区诸省市，面临着更大的生态环境治理与管理挑战。

　　　　当前我国工业生产的生态风险评价及防控研究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面”上关注度低，表现在工业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多集中在单一工业园区、单一工业门类、单一工程项目等“点”上的环境影响评价，缺乏对大尺度政域、流域等“面”上的潜在风险评价；二是对工业危化泄漏、排放等事件的风险防控尚不到位，具体表现在相关职能部门对域内工业生产、仓储、运输等环节的风险认知不清、把控不足；三是有的地方存在工业风险防控“一刀切”的问题。

　　　　那么，工业生产如何实现在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下的有序发展、高水平发展？实现工业生产的生态风险最低、生产效益最大化的最佳平衡？笔者认为，当前应重点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工业生态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防范生态环境重大风险的“黑天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产发展理念，直面工业行业的突出矛盾、问题，遵循工业企业演进、演化的客观规律，坚决清理低效高污染企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指导工业企业合理布局。通过完善的体制和健全的机制强化工业生态风险防控顶层设计，实现工业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全国一盘棋、一张图，不断强化“面”上的工业生态风险系统摸排，摸清家底，防患于未然，实现工业生态风险防控的制度化、系统化、科学化。

　　　　二是由点到面科学评价工业生态风险，防范生态环境重大风险的“灰犀牛”。从工业企业、园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我国的工业生态风险评价及处置已日趋完善，但多局限于“点”状层面。而在景观尺度，抑或在大尺度的政域、流域层面缺乏更全面的风险评估及布局指导，工业企业布局、影响范围的评价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契合度较低，一旦工业企业布局影响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关键廊道、斑块，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仅应加强在“点”上对工业企业的生态风险评估，同时也应从“面”上加强工业生态风险的科学评价，合理划定不同工业类型的布局红线、功能分区。

　　　　三是以新兴技术为支撑，强化工业生态风险预警体系。针对工业企业，尤其是重危化工工业生态安全风险监管不足的技术瓶颈，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在不同层级的监管、业务平台上搭建工业生态风险的一体化预警协同体系，实时掌控不同工业门类、不同企业在生产、运输、仓储等多个环节的运转状况。同时，以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合理预测危化工业各环节的生态环境风险，以健全的生态风险预警体系将工业生态风险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