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 胡秀芳 40年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建，生态环境监测有了“国家队”，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事业正式起步。40年来，生态环境监测的职能定位、队伍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事权上收等体制机制改革后，社会化机构成为重要监测力量。

　　　　如何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更好发挥生态环境监测的支撑作用？未来生态环境监测又有哪些发展趋势？近日，记者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陈善荣进行了专访。

　　　　“说得清”现状，“说得准”问题，“说得明”环境污染的成因、机理与改善措施，是新时期生态环境监测的目标方向。

　　　　中国环境报：经过40年发展，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重点、目标、功能和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职能定位是什么？

　　　　陈善荣：生态环境监测事业经历了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如今已进入创新飞跃的提升期。40年来，生态环境监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从分散封闭到集成联动，从现状监测到预测预警的转变，初步建成了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联动、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职能定位转变为：着眼环境质量改善、支撑环境管理、引领污染防治、服务社会公众。

　　　　环境管理思路转变明确生态环境监测目标方向。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由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转变，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引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顶梁柱”和“生命线”，“说得清”现状，“说得准”问题，“说得明”环境污染的成因、机理与改善措施，是新时期生态环境监测的目标方向。

　　　　机构改革明确生态环境监测职责要求。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其中包括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组织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预警预测，统一发布国家生态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生态环境信息等。生态环境监测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加快推动实现由传统环境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的转变，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现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制度规范、统一组织领导和能力建设、统一数据平台、统一信息发布，切实履行“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测”的职责要求。

　　　　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生态环境监测业务重心延伸。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需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突出环境问题，系统解决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这就要求生态环境监测业务重心由常规监测评价，向支撑考核排名、引导重污染应对、服务环境治理延伸。

　　　　生态环境监测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如今，关心生态环境质量成为绿色生活新时尚，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监测是评估生态产品供给情况的依据，必须坚持监测惠民、利民、为民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监测产品需求。

　　　　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调整，建立起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中国环境报：事权上收、省以下垂改等体制机制改革之后，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发生很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队伍管理建设，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准、全”？

　　　　陈善荣：作为生态环境监测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国家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和省以下垂直管理改革，本质上都是要化解生态环境监测的行政干扰和利益冲突等问题。事权上收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问题，省以下垂直管理重点理顺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两者不是简单地统收统管，而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调整，建立起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随着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机构职能调整转隶等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化监测机构成为重要力量。新常态下，采样分析、自动站运维等大量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由社会机构完成。如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受生态环境部委托，具体负责运行管理环境质量国控点位监测事权，就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国家网运行维护。在管理这支3000多人组成的队伍上，总站有自己的办法。

　　　　首先，我们以质量管理和廉洁管理为两条底线，把这支队伍纳入到总站的内部管理体系中一起来抓，把对总站工作人员的要求向这支队伍延伸，实行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职业操守。比如，节假日廉政提醒会一起传达给他们。再比如，同样要求他们在运维过程中拍照、记录，留下视频资料备查。

　　　　其次，在与运维单位签署的运维合同里，我们还首创了廉政条款和责任条款。在签合同之前，额外增加两个签署项目：投标承诺书和履约承诺书。凡是要投总站的标，必须先签投标承诺书，承诺质量和廉洁底线兼守，否则就不要买标书；凡是中了总站的标，要先签署履约承诺书，承诺满足质量和廉洁两方面要求，否则就不能签合同。正式合同里也载明，凡是没有履行这两项承诺的内容，发生了质量或廉洁方面的问题，将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包括扣款、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理。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制度，所有合同的签署都直接由总站与运维单位“一把手”完成。

　　　　这其中的要求细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运维人员如果被发现与总站工作人员私下吃一次饭，就要被扣掉合同款项的10%，最低10万元，这对企业的震慑力是很大的，吃一顿饭就是10万块钱，这个代价不小。这样一来，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就成了单纯的业务合作关系，除了合同上的利益关系，其他一分钱的经济往来都没有，他们只需要一心一意把运维工作做好。

　　　　最后，在总站的监管之外，我们还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对运维公司进行不定期、不间断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每月通报督促整改，严重的还要上报生态环境部进行查处。比如之前发生的西安、临汾数据造假事件，都是我们率先发现问题，报到生态环境部，再由公安部列入大案要案来查办的。

　　　　通过以上措施，保障了数据的权威性，用这样一套数据来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是完全有说服力的。

　　　　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支撑，应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提出，要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这个“转变”都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您对未来生态环境监测的发展方向有何思考？

　　　　陈善荣：我们研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是破解我国复杂环境问题的重要攻坚期，生态环境的管控因子将从常规污染物向新型、复合型、持久性污染物转变，并逐步对生态系统和环境健康有所侧重；管控区域将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城市群一体化联防联控不断加强；管控手段将从控源减排和环境质量达标考核，逐步向风险防控和生态修复延伸。

　　　　生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支撑，也应推动传统监测向生态环境监测转变。在全面深化主要环境要素监测（含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基础上，逐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预警延伸，着力构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与考核体系。助力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的同时，为约束企业达标排放、引领精准治污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支撑。

　　　　具体来说，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从常规理化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从浓度监测、通量监测向成因机理解析拓展；监测点位从均质化、规模化扩张向差异化、综合化布局转变；监测领域从陆地向海洋、从地上向地下、从水里向岸上、从城市向农村、从全国向全球拓展；监测手段从传统手工监测向天地一体、自动智能、科学精细、集成联动的方向发展；监测业务从现状监测向预测预报和风险评估拓展、从环境质量评价向生态健康评价拓展。

　　　　从传统的环境要素监测，逐步向全方位的生态环境监测发展，在发达国家也能看到这样的趋势。未来的生态环境监测方向，一定是更接近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

　　　　比如，对于一条河流来说，从传统的环境监测角度，我们可能只关注里面COD有多少，氨氮有多少，磷化物有多少；而从生态环境监测角度，我们还要关心这条河里有没有鱼，有什么样的鱼，鱼的健康状况怎么样，要判断整条河流的生态系统保护得好不好，是不是适合不同生物生长，会不会引起蓝藻等有毒有害藻类生长。未来的生态环境监测，也将更贴近生态系统本身、健康本身和自然本身。